张家滩往事
尹学德
一九六九年早春的一个日子，我和母亲到了我父亲的老家——张家滩。
我们终究还是“被”下放到了农村，终于同父亲团圆了。
父亲是春节前“被”下放的，他选择了回老家；而母亲，可能认为自己祖宗八代都是城里人，死活都不肯同父亲一起走，就那么装疯卖傻真病假病地拖着。
元宵节后的一天，居委会突然来了十几个戴红袖标的男男女女，还拉来了二辆板车，不由分说地把家里那点可怜的家具和日常用品装上了一辆车，然后，四条汉子连垫被带盖被一人抓住一角，把躺在床上的母亲扔到了另一辆车上，冒着凛冽的寒风，把我们拉到了大坪公社一个生产队大约是装农具的空屋里。
然而，母亲当夜就拉着我逃离了那个地方，直奔张家滩而去。
那年，我十五岁，还是一个混沌少年。
我父亲的老家有个很正式的称谓：澧县道河公社麓山大队。
麓山大队的核心是张家滩。
一条依山傍水、挂在半山腰上的小街，大约半里多路长，有供销社，杂货店，裁缝铺，木匠铺，铁匠铺，茶馆，还有人家街沿上摆放着肉案和渔篓……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山脚下，有一块很大的河滩地，居然还有两户造船的，纯手工，只能造那种很小的乌蓬船、渔划子和腰盆。
道水从河滩擦身而过，然后拐一个急弯，奔澧水主流而去。
我父亲也是栖身在生产队一间类似于堆放农具的屋里，就一间房，卧室兼客厅，客厅兼厨房，三者互兼，和睦相处。现在突然增加了两个人，房子就显得侷促了许多。但这难不住我父亲。他在此地出生成人，结婚生子，后因前妻亡故才投奔县城打工谋生，所以熟人很多。
很快，这家送来一块铺板，那家送来两条板凳，还有的送来一床垫被并顺来两梱稻草。我单独享用的小床，就堂而皇之的同父母的大床唱起了对台戏，而且，两床之间，竟然正好可以插进一只粪桶，这表明，我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独立使用的“卫生间”。
生产队给父亲排了工，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母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三天两头往城里跑，跑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生产队也给我排了活，把一头“牛生阶段”和我的“人生阶段”大体相当的水牛牯子交给了我，每天记五分工。
后来听说，男劳力出一天工记十分工，女劳力出一天工记六分工，也就是说，我比女劳力只少拿了一分工，这使我不禁窃窃自喜。我竟然意外地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这比起随母亲下放农村前整天游荡在城里无所事事强多了。
所以我想不通母亲为什么总往城里跑。从张家滩去县城，有道水和澧水两条河要过，父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经济收入了，我不知道母亲哪来的钱坐渡船。再说，县城里像我父母一样情形的人大都下放了，至少东门外我是知道的，可以说十室九空，很多木质架子屋的板壁都被附近农村人拆去当柴烧了——家没有了，亲朋戚友没有了，她老往县城跑什么呢？母亲的想法，我从来没弄懂过。
我的五个工分来得不容易！后来我才明白，放牛只是个搭头，就是说，早、中、晚放牛，上午和下午的整块时间还得同劳力们一样出工。好在那是个吃大锅饭的时代，人们可以把手肘靠在锄头把上，下巴枕在手肘上，有一搭没一搭，东家长西家短地闲扯半天不挪地方，除了队里的几个干部，几乎都在磨洋工。
我只是个半劳力，而且是个外来者加外行，唯一的选择就是听喝，生产队的领导谁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修田坎打下手，插秧除草割谷，随大队人马去山里砍柴，混在倾巢而出的防汛队伍中，在道河大堤上栉风沐雨……不是跟着这个伯就是那个叔，或者那个姐这个哥。
我很喜欢同大人们一起出工，听男劳力们一边有气无力地干活，一边讲一些我似懂非懂的荤段子，接受不交学费的性启蒙；看一群女劳力活生生地把条五大三粗的汉子按在地里把裤子给脱了，还看着汉子胯下哈哈大笑。我当时就想：这些人好奇怪！这有什么好笑的，谁胯下没长那玩艺儿？我还发现，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总有人扯上一截红薯藤或掰几根苞谷，闪电般地朝怀里一揣……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放牛。
我和那头牛似乎有缘，老饲养员把它交给我时，它仿佛对我昂了昂头，还吐了吐舌头，表情充滿了善意。我接过缰绳，牵着它直接去了河滩。
凌晨的河滩，空气沁人心脾，河面上不时传来一阵阵敲击腰盆的声音，薄雾中，几个渔民正在盘坐在腰盆中收卡绳，被竹卡子撑住了嘴的鱼儿拼命挣扎，把河面弄出一片片水花。
河滩上的水草青翠欲滴。我把牛绳挽在小水牛的小角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它的屁股，它似乎正在等待这一刻，立即欢快地跑开了，先跑到河边舔了几口水，才悠然自得地开始啃食青草。
有人先上岸了，肩上扛着短短的桨，桨片上挂着一圏圈卡绳，另一只手提着渔篓，看上去很沉重。看来，在供销社工作的炳叔和在家休养的滿叔他们今天又有鱼汤喝了，说不定我母亲也会来上一条，一锅炖了，那滋味——我是说，如果母亲此刻恰好手中有钱的话。遗憾的是，绝大部分时间，她手中都没钱。
我躺在河岸的斜坡上，双手枕着头，翘着脚，望着河对岸的大堤发呆。河对岸属于澧南公社的地盘，我有个姑妈就嫁在大堤内不远的地方。大堤上有个简陋的人字棚，好像是个摆卖凉茶的地方，孤伶伶的，看上去十分凄凉。那里也有个正规的地名，叫新渡铺。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旧社会时，他曾在新渡铺摆过肉案，杀猪卖肉，这说明新渡铺过去也曾繁华过。父亲是张家滩人，是开豆腐坊的，每天都要从津市挑一二百斤*豆回张家滩，十几里山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年轻挺直的腰板被压弯了，从此再也没有直起来，变成了一个驼子……他怎么会跑到新渡铺去杀猪卖肉的呢？
更小的时候，我曾同父亲回过几次张家滩，见过祖父。每次都是在茶馆，见到我，他每次都是从他那个印有美人图案的洋铁皮小方盒中拿出两粒胡椒糖给我，然后摸摸我的头，说一句“又长高了”，就再无下文。祖父高大，甚至可以说得上英俊；叔叔和姑妈的模样也很像他；唯独我的父亲变成了个驼子！把他压成驼背的那种力量，压碎了他多少青春梦想和心酸岁月啊！同时，还压变形了上一辈乃至更上一辈多少人生秘密！
太阳出来了。我看了一会儿住我家隔壁的赵伯带着几个徒弟修船，就牵着牛回家了。吃过早饭，我还要同大人们一起出工。
傍晚放牛，我也是把牛牵到河滩。河滩的下游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坑，牛牯子轻车熟路，径直朝那里去，吃一会儿草，在水坑中打一会儿滚，怡然自乐。
我的主要目的是看赵伯他们造船；经常看他们造船修船，感觉到很神奇，时间长了，对他们修船造船的工序似乎也滚瓜烂熟了。多年以后，我还以他们为原型，再加上一些船古佬在张家滩借宿时的风流韵事，以《神船》为题，创作了一部小说，发表在一家很火的刊物上，赚取了不少旷男怨女的眼泪。
中午是张家滩最安静的时候，村民们吃过简陋的午饭，都去睡午觉了，去白日梦中吃大席，淌口水。我的虽然不会说人话却很通人性的哑巴伙伴也早早地泡在了水坑中，我就钻进那条反扣在河滩上的乌蓬船或渔划子下呼呼大睡，或者爬上坡岸，到满叔家屋后那几株老柚树下的小半块碾盘上盘腿一坐，眼光穿过道水，穿过澧水，望着县城的方向发呆。
有时，满叔的老伴姜姨会递给我一个桃子或者几颗枣或者一块香瓜。我看看姜姨，看看递到我面前的吃的，眼泪就会没来由地掉出来，一大颗一大颗地砸在碾盘上，溅出一朵朵无名野花的形状。姜姨抚抚我的头，把吃的放在碾盘上，悄无声息地进屋去了。老俩口不是麓山大队的社员，但他们的祖宅在张家滩街上，听说是从外地因病提前退休后回乡生活的，隐约听说同我家是世交，所以平时对我格外关照。
油菜籽收完之后，大队的榨房就响榨了。
大队的榨房就在张家滩，离我家不远，生产队有时也安排我去那里打下手。榨房是个神奇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它甚至超过了河滩上造船的地方。炒籽，碾籽，箍饼，装榨，最神秘也最威武的是撞榨。四五条汉子竟然清一色的光屁股，只在胸前挂一件长长的油腻腻的围裙，随着掌尾杆的师傅一声吆喝，长长的撞杆就响箭一般射向榨楔，一阵嘎嘎作响之后，榨箱里就传出了迷人的滋滋声，开始出油了。
后来，我曾以这间榨房为原型，创作了一篇名为《绝活》的小说，在一家文学杂志发了头条。我的一个干导演的朋友看到了它，竟然亲自动手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非常遗憾也非常可惜的是，他在一次出差选外景时遭遇车祸而英年早逝。在此特记此亊，以寄哀思。
我之所以说榨房是个神奇的地方，除了它本身在一个混沌少年眼中的神奇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改变了我的命运的地方。
我记得一天早饭后，大队的雷委员进了榨房。他是我们生产队的人，是大队的支部委员，村民都称呼他雷委员。我正在照看老*牛碾菜籽，他朝我招了招手，目标很明确。我便跟他走了出去。径直走到我家门口，我看见供销社炳叔的儿子熊三哥已经等在我家门口了。
街沿上放着一担茅草，一袋稻谷和一瓶菜籽油，显然是熊三哥挑来的，他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雷委员对我父亲说，他确定为“知青”了，从这个月开始，大队每个月将按时发给他一担柴，三十斤谷和一斤油。看他说话的表情，他说的那个“他”显然是我。说完就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丢来一句话，抓紧去打岩场把手续办了。
我父亲是个不擅言谈的人，就那么傻笑着，也没把他们让进屋里坐坐，喝杯茶。我根本就没听懂雷委员说的事，但我听懂了那些东西是给我们家的，而且以后月月都有，以后可以吃饱饭了，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以说是喜从天降！
“知青”是什么？显然是一种身份。人的某一种身份，是可以由公社“确定”的吗？我一头雾水。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我当时十分惊讶，我只读过五年小学，既没有上过中学，也没有上过大学，居然也属于“知青”！既然我很意外地得到了知青身份，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也就没有再深究“知识青年”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身份标识的内涵和外延了，不然的话，我可能真会对这个称谓的前半部分嗤之以鼻！
我马上到榨房请好了假，去打岩场办手续。我没去过那地方，不知道怎么走。父亲说，嘴巴就是路。吼了一句，还是给我指明了方向，补充道，到了打岩场，找公社。
于是，我沿着道水河往上游走去，越走心里越舒畅。不光是喜从天降，还有沿途的风光。没想到道水河比澹水河更曲折，更清澈，更调皮，故事也更多，满河流淌的不仅仅是水，更多的是两岸人家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有几句流传在道水流域的民谣是最好的佐证：
打岩场的千张
宋家渡的酒
若要找相好哟
张家滩有
一九六九年十月，我以“知青”的身份被招工进厂，获得了一个崭新的身份——工人。我独自一人，挑着行李，离开了张家滩。
二零零二年，因二哥去世，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奔丧，刚办完丧事，“非典”暴发了，我被隔在了澧县，这一隔，长达两个月。其间，我专程去了一趟张家滩，一是去探望姑妈，听说一九九八年大洪水后她一家被疏散到了张家滩；二是去凭吊我心中的圣地。
然而，我十分失望。挂在半山腰上的那条质朴而又古老的小街已经不见踪影，永远消逝在了历史的万丈深渊之中，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结局，就是与我对它的怀念一起碳化。
回县城的路上，我脑海中冒出了古人的两句诗，我稍作改动，为此文作结：
洞庭水阔八百里
月在湖心说向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