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定襄方言茭子，它是一种抗旱耐涝而高产的农作物，适宜在广大平川地区种植。由于定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适宜高粱生长，所产高粱出粉率、出酒率、出糖率均高于其它地区，所以，定襄的先民们很早就开始种植高粱。据明万历二十六年１６１６年所修《定襄县志》载，高粱在当时已成为全县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据此可以推断，定襄境内种植高粱的历史少说也有近四百年了。
几百年来，定襄人民祖祖辈辈下地劳动种高粱，一日三餐吃高粱，日常生活中用高粱，高粱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其生息繁衍的过程中，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不断探索和艰苦努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高粱文化。下面作者将分高粱的生产文化、高粱的饮食文化、高粱秸杆的应用文化、高粱的精神文化四章予以概述。
一、高粱的生产文化
(一)高粱的种植面积。
高粱种植面积的多少，直接反映了高粱在本地区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同时从一定程度上还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兴衰与治乱。
定襄全县稳定耕地面积３９万亩。１９４９年定襄全县的高粱种植面积为１２．６万亩，这说明当时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极度困难，高粱与其它作物相比产量相对要高，要达到粗粮裹腹，全县大面积种植高粱也就成为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居乐业的农民有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生活的愿望。为了改变口粮品种单一，产甚吃甚的传统，高粱种植面积减为６万亩。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社会发展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极左思潮泛滥，片面追求高产，高粱种植面积大幅度上升，１９７０年定襄全县高粱种植面积达到１３．６万亩。改革开放后，全国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定襄的高粱以其优良的质量迅速走向市场。１９８２年全县种植１６．２万亩，１９８４年发展到１８．２万亩，成为当时全省首屈一指的高粱种植大县。这是经济繁荣、政策开放的标志。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定襄农民除自己种些高粱调剂生活外，就是根据市场行情来决定自己的高粱种植面积，使其始终沿着按经济和市场规律办事的正道健康发展。
(二)高粱的平均亩产量。
高粱作为定襄的主要粮食作物，其平均亩产更像一条曲线，直接勾划出定襄经济发展的轨迹。
１９４９年，全县高粱平均亩产只有７１公斤；经过十年的缓慢发展，１９５９年仅仅达到８１公斤；再经过十年的发展，高粱平均亩产就呈现出加速提高的趋势，１９６９年达到１６７公斤；再经过第三个十年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到１９７９年全县高粱平均亩产达到４１８公斤，到１９８２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４７５公斤，与三十三年前的７１公斤相比产生了巨大飞跃。而这一飞跃的过程也正是定襄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过程。
(三)有关高粱种植技术的民谚俚语。
在过去中国农村，有文化的不种地，种地的没文化是普遍现象。几乎没有几个读书人从科学的角度钻研高粱种植技术并为其著书立说。即使有些，也因为中国农村为大量不识字的农民，无法推而广之。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种地经验只能从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日积月累，由爷爷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一代一代传下去，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丰富。定襄至今流传的大量有关高粱种植技术的民谚俚语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立夏茭子小满谷”讲的就是高粱和谷子的最佳播种时间。
“猪粪茭子羊粪谷，鸡粪南瓜面活突”意即含淀粉量大，吃起来口感好。告诉人们茭子、谷子、南瓜施哪种农家肥最好。
“糜锄两耳谷锄针，茭子上来就圪崩即锄的意思”。告诉人们糜子在长到两个叶子时锄最好，谷子在长到一针高时锄最好，茭子则苗子一上来就能锄。
“茭子处暑不出头，不如割的喂了牛”。是指高粱如在处暑前还没秀穗，就失去了收获的希望，不如及早割去喂牛，以免影响其它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为牛添些饲草。
“茭茬种麦定襄人念ｍｉｅ子，不够糊裂子”。指出在倒茬时，要注意头年种了高粱的地，因为地力减退，第二年不要种麦子，否则会严重减产。用收下的麦子磨成白面，不够糊自己手上裂开的口子。进行夸张性比喻，既贴切又风趣。
“茭子稀了秀大穗，麦子稀了不秀穗”。“回车茭子卧牛谷”是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茭子和谷子留苗要稀，麦子则需适当稠些，这就是所说的要合理密植。
“茭子忽闪闪，两手扳肩肩”，告诉人们当高粱抽穗灌浆随风摇曳的时候，天气就凉了，人们不由地将外露的双手缩回袖筒里取暖。
“伏前的茭子，赛过刀子”。告诫人们高粱幼苗在鲜嫩时牲畜是不能食用的。要食用也得等晒干以后，否则会将牲畜毒死。按照科学的说法，高粱在幼苗时新鲜叶茎含有羟氰苷，一进入胃内即形成剧毒氢氰酸，所以，新鲜时不能食用，等晒干后才可配作饲草。当地的农民虽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解释这种现象，但从实践已认识到其“赛过刀子”的毒性。
在高粱定苗锄草时，当地农民总结出“两耳扇风大过江”、“开窝跌蛋”等特定动作要求，都是很具有科学性的。
就是在高粱成熟后，如何割，如何放，如何捆，如何切穗等都很有讲究，农民们在长期的高粱种植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科学规范的动作。
定襄这块土地上产生的高粱文化，融进了多少定襄先民们，特别是男人们的智慧和汗水，其间包含了多少实践、多少探索、多少努力啊。
高粱的饮食文化
如果说定襄的高粱生产文化是多少代男人们共同智慧和汗水的结晶，那么，定襄的高粱饮食文化则是定襄自从有高粱以来几百年间妇女们共同创造的丰功伟绩。
由于定襄适宜高粱生长，高粱本身的产量也高，在过去那种十人九饿的状况下，高粱自然就成为定襄人的主要食物。高粱作为一种粗粮，与白面大米相比，其口感和营养都略显逊色。因此，粗粮细做，在高粱面的加工制作上逞才斗智大胆探索就成为定襄的家庭主妇们提高饮食水平的唯一途径。正是缘于这种情况，定襄人对于高粱面饮食从品种到工艺都堪称一绝。
从用高粱面加工出来的饮食品种来讲，最常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即茭子面壳壳和茭子面鱼鱼有两头尖中间扁的和通体细长的两种。还有圪坨儿、泊泊儿、扣螺螺、擦擦儿、抿须儿、河捞有蒸河捞和煮河捞两种、牙糕、煎锅、糊儿、刀削面、包皮面、拌汤、水饺、蒸饺、剔尖、溜尖、扒面等。经过不同工艺制作出来的高粱面味道独特，可口诱人，深受欢迎。
当然，每种高粱面食品的制作工艺都是十分讲究的。有的开水和面，有的温水和面，有的冷水和面。同时，根据需要在稀稠方面也有说法。有的要掺榆皮面，有的要掺玉米面，有的还是将白面和高粱面分别和成面团后合在一起加工，当地人称二合面或金裹银。仅就搓鱼鱼来讲，当地妇女一般都能两只手同时在面案上搓，一只手可搓三至五根；有的高手两只手同时动，每只手可搓七根，共搓十四根，而且搓成的鱼鱼自成一体，粗细均匀。刚和好的一大团面倾刻之间在她们手中变成看上去美，吃起来香的茭子面鱼鱼儿了。其实，这也是生活逼出来的：一个家庭主妇除了完成一个几口甚至十几口人之家的家务和针线活外，还要一日三餐做全家人的饭。如果速度慢了，不能按时开饭就要影响地里劳动，遭家人埋怨。加之，受苦人体力劳动强度大，副食差，所以，饭量也特别大。这种种条件决定了定襄的家庭主妇们加工起高粱面来既要做得速度快，又要做得味道香，勉为其难，逼上“粮”山，搓鱼鱼就是既快又好的应急之法。
以高粱面为原料加工的食品名目繁多，就必然要结合每种食品的特点产生与之相配套的副食。由于过去大多数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就只能在充饥的前提下，以当地野生或自产的蔬菜进行加工。日常吃的蔬菜有甜苣菜、咸菜可炒、可调、可蒸、可晒制、酸菜、酸窝菜均可凉调热炒。还有与牙糕相配的盐醋汤，与蒸河捞相配的懒豆腐儿等。再就是土豆、白菜、萝卜、芥菜等时菜。这就是一些贫困人家在少油没肉情况下的普通茶饭。
只要能吃饱，当地老百姓对这些茶饭倒也满足。解放前就流行有“茭子窝窝烂酸菜，也不好活也不赖”的说法，解放后农民翻身了，吃饱了，但茶饭依然还是那些茶饭，农民就说“茭子窝窝豆散散，翻身不忘共产党，”以此来表达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在夸奖到茭子面河捞懒豆腐儿时，当地人有句顺口流：“茭子面河捞懒豆腐儿，吃起来憋撑的意思死小后生儿”。
高粱面食品作为一种当地人贫富皆宜的主食，也有与之相匹配的高档菜，如肉烩菜里面有红烧肉、肉丸子、烧豆腐、烧土豆、白菜、豆芽等成份、蘑菇羊肉粉丝菜、肉炒酸菜等都是穷人家待客过节或富户人家的平时饮食。
时至今日，在定襄人餐桌上占据了千百年主要地位的高粱面，已经让位于白面大米了。但跟从前正好相反，一旦有贵客登门，定襄人总要以茭子面鱼鱼或茭子面河捞懒豆腐儿等稀罕饭来招待客人。由于她们精工细做，再配以最合口味的传统菜肴，每每吃罢，客人总是赞不绝口。现在，忻州、定襄一带的路边小吃店里，还经常挂有“红粮饭店”、“高粱面鱼鱼”等字样的招牌。
说起吃高粱，当地有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粱——没有办法”。讲的就是侵华日军占领定襄城后，四出抢粮，抢回来的都是高粱，他们根本不懂高粱面的吃法，只能望粮兴叹，因此，就成了当地流传至今的一句歇后语。
不用说外国人，就是咱们中国人到了定襄以后，因为不会吃高粱面引出的笑话也不少。一个省城来的干部，初到定襄下乡吃派饭．面对着老乡端上来的一笼圆乎乎的窝头，心里犯愁：吃一个吧，看上去那么大，恐怕吃不下。吃半个吧，剩下那半个该分给谁呢﹖等了会儿，他用手一捏，才知道窝头是薄薄的空壳，接着吃了好几个。他的这一举动，引得老乡全家人发笑。
一个插队知青刚到定襄，热情的老乡炒了几个菜，用盐醋汤蘸鱼鱼招待北京来的客人。这盐醋汤里放个小勺，吃饭的人需要时，自己去舀。为使客人舀汤时方便一些，老乡把一大碗汤端在了客人的面前。这位知青以为是每人在吃饭前必须喝一碗，便端起盐醋汤就喝。岂不知那又酸又咸又辣的盐醋汤喝起来有多刺激，但他因为初次上门做客，再难喝也便忍着喝了。老乡见这位知青喜欢喝这种汤，也不好意思劝阻，便又配起一碗，端在了他的面前。这位知青皱着眉头发愁地问：“大娘，不喝这个行不行﹖”这在定襄被好多人传为笑话。
我上高中时，一个姓李的老师夫妇都是福建人，按当时城市口粮供应标准，只有百分之十五的白面，其余都是粗粮，而粗粮中，又以高粱面居多。夫妇俩面对领回来的高粱面不懂吃法，就用冷水将面和起，搓成象木棍一样一寸多长的长圆体盘在笼里蒸，哪知因厚度太大几小时也难蒸熟，即使蒸熟了，也粘牙糊口很难吃。好在他俩是大学生，比一般人要办法多些，他们便把和起的高粱面切成圆柱体，像蜂窝煤一样在上面用筷子捅一些透气孔，这样一来，蒸熟的时间比原来缩短了，但吃起来还是依然难吃得很。
定襄人吃高粱办法多，是因为其祖祖辈辈吃的历史长，积累的经验多，外地人不懂高粱面的吃法，就像我们普通百姓吃西餐一样不知如何吃法，也是清理之中的事情。
高粱秸秆的应用文化
定襄人在懂得种高粱吃高粱的同时，将高粱秸秆的应用文化也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
用高粱秆编织制作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有好多。有坑上铺的席子，储粮用的席条子。用高粱秆结成的帘子在盖房时可替代栈板。在一些简易建筑中，高粱秆捆成把子可做窗户装修。用高粱秆栅成的篱笆整体美观结实，可防止家畜妨害庄稼。做饭时在锅里用来放置生熟食品的寄箅子也是用高粱秆串成的。打顶棚时用的顶棚架，做纸扎时用的纸扎架子，都是用高粱秆做的。用茭子箭箭即高粱穗秆插成的气斗架子糊上纸，写上“旺气冲天”四个字，安在锅灶上方的窗口上，用以充当换气扇和抽油烟机功能。有建筑师还用高粱秆插制建筑模型。
用高粱穗秆编成的日用品更是名目繁多，有席锅片用来防止锅盖漏气或在锅盖下用来蒸馏食品的圆片，箅箅用穗秆缀成的用来盖瓮、盆、罐等各种米面容器的圆片。也可用来放擀好的面条，捏好的饺子或用来晒晾食品等。还有箭箭盘、筷筒、鸟笼、蚂蚱笼、针线笸箩等。
记得儿时，在长长的高粱秆上穿根竹帘棍，弯成圆扇面，上面罩些蜘蛛网，在田野里捕捉蝴蝶、蜻蜓等十分有趣。用高粱秆制作的儿童玩具有枪、炮、二胡、三弦等。还有借助风力推动的风车、风火轮、风牛等。用高粱穗秆皮做的牛、马、车、人等也是造型别致，惟妙惟肖。
当连绵阴雨危及到农作物生长时，当地农妇就用穗秆皮编个女人悬挂在房檐下随风摇摆，祈盼着扫去阴云见晴天。当地人叫扫霁霁定襄人念ｑｉ媳妇。高粱穗秆，当地人称茭箭箭。从高粱秆上折下来与用柳枝做成的弓相配套是儿童有趣的玩具，也是古代人们用来射鸟或其它小动物的狩猎工具。因为削去高粱穗时形成的斜茬就是天然的箭头，非常锋利。再因其长度和重量适中，只要射中目标就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因此，人们渐渐地以其功用代替了穗秆的名称，称为“箭箭”。同真正的箭相比，只是重复了一个字。正因为重复，才有了儿童玩具的性质，就如儿童称马为马马，称牛为牛牛一样。
高粱秆作为烧火柴也是其一大功用。特点是资源丰富，火势均匀，非常易燃，当地人通常将其作为搭火底时的引柴。在火柴没有大量普及时，聪明的先民们就懂得把高粱秆瓤瓤烧成木炭粉，然后用火镰古人用的一种以白石头与形似镰状的铁器碰打，迸溅火星引燃柴草的取火工具与火石碰打，将火星迸到极易燃烧的木炭粉上，将木炭粉引燃。
这样，我们的祖先就解决了火种的保存问题。
四、高粱的精神文化
一定的物质生活必定要在精神生活中得到表现。在定襄，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也无不渗透着和高粱相关的内容。
在定襄县流传着一个谜语：“两个小鬼进了城，八个小鬼撵着寻”。谜底便是“捏高粱面窝窝头”。把窝壳比喻为城，两个拇指在“城”里转，八个指头在“城”外寻，真是活灵活现，精彩至极。
当地的歇后语有“一颗茭子的醋——穷酸”。用来讽刺那些说话办事非常迂腐的人。还有“茭子地里耍镰刀——吓唬割草的人哩”，比喻那些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和事。还有“茭子地里的香瓜——记死啦”、“蚂蚱爬茭秆——顺杆杆上”。无一不是以农民们最熟悉的事物高粱为载体的。
有些人，当自己一个人钻在茂密的高粱地里劳作时，为了解除疲劳和孤闷，便唱起了自己创作的信天游，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什么就唱什么，做到了声情并茂，在外人听来觉得非常动听。但这些高粱地里的”歌星”，在村里人多的场合下，让他们表演时不是窘迫得发挥不好，就是连台也不敢登。因此，定襄人就把那些在公众场合下由于窘迫使自己的才能得不到正常发挥或不好意思表现自己的人称作“茭子地里的把式”。
过去，由于受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青年男女不能在公开场合自由恋爱，所以，那茂密的高粱地便成了青年男女幽会的地方。这在一首古老的民谣中可以得到印证，“……高粱高，奴家小，跑得跑得拌拦倒……”足可见男女幽会时你追我逐的欢乐情景。
“茭子高来糜子低，咱二人洗不清谁想谁……”。
“茭子穗结籽顶顶上红，好人我落下个赖名声……”。
这些在定襄民间流传的信天游，就反映出高粱文化在定襄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高粱，以及围绕高粱产生的高粱文化在定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再没有任何一种作物及其产生的文化可与其相比。在定襄，高粱作为一种文化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有意无意地都要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其实大多数定襄人那黑红的肤色和热情好客、光明磊落、吃苦耐劳、顽强不屈、聪明智慧的共性，不正是丰富而深邃的高粱文化的体现吗。
来源：太原道